行顺:  国难期间,文字更需要生命力——读罗广才抗疫诗十二首有感

罗广才

<h1><b><br></b></h1><h1><b> 国难期间,文字更需要生命力</b></h1><h3></h3><h1><b> ——读罗广才抗疫诗十二首有感</b></h1><h3></h3><h1><b> 行顺</b></h1><h3></h3><h3><br></h3><h1> 最早读罗广才老师的诗,应该是从那首《纪念》开始的。老实说,对这首广为流传且众多评论家叫好的反映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的作品我并不恭维。诚然,如评论家所说,“本诗没有纠结在新闻特写式的文法中,没有滞留于事故的具体规模、幕后秘闻、伤亡数字等浅层叙事中,而是将语言重心落在了情感震荡和自我反思上,读后使人感到苍凉悲伤,以至于沉默无语(汉家)。”但是,散文化的语言,第三节略显拖沓的自动化铺陈,结尾陈旧的无力嘶鸣,现在读来,并不足以打动我。</h1><h3></h3><h1>但是,在读了诗人近期疫情诗十二首时,我大为震动,直至拍案叫绝。当下的疫情诗,基本上丧失了写作者应该保持的冷静和深思,在社会集体情绪的裹挟下,成为毫无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热点写作”和“新闻写作”,甚至有部分写作者无意识地陷入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狂欢中,每当有新闻事件露头,即快马加鞭,加班加点,炮制成篇。这样的作品,除了即时性——如新闻记者般抢占第一手稿源外,“它们注定是无力的、无效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从长效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评价来说,‘非诗’、‘伪诗’、‘劣诗”和‘浅薄的诗’、‘媚俗的诗’、‘陈词滥调的诗’都是对诗人敲响的警钟(霍俊明)。”</h1><h3></h3><h3><br></h3><h1> 搜寻近期仓促上马的疫情诗,笔者只有深深的疲倦。长达一个月的自我隔离,哪怕相对严肃的写作者,亦不自禁恐慌、焦躁、深感诗歌于现实困境的无力,在突然而至的巨大灾难面前,往日的写作规划被打乱了,惯常的写作方式和叙述手法受到了冲击和考验,精神失去了指针,而新的风格又无法在心理上感觉极其漫长而实际较为短暂的疫情期间建立起来。——这也是不少写作者失语或水平下滑的原因。</h1><h3></h3><h1> 优秀的诗歌作品,不仅是事件的记录,情绪的宣泄,甚至不应只局限于宣扬正义表达良知,而应该在见证时代的同时,还要能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独特情感体验和普世价值,从而让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较长的生命力。而这些,在读过罗广才近期的抗疫作品时,我觉得他做到了。</h1><h3></h3><h1><b>《配方》</b></h1><h3></h3><h3> 罗广才</h3><h3>还是有些恍惚。出入小区的的人弯腰登记</h3><h3>像一个个问号嵌在时空里</h3><h3>不知道正在愈合的春天 何时</h3><h3>可以有随意相聚的清晨、午后和黄昏</h3><h3>和这次疫情 一别两宽</h3><h3><br></h3><h3>窗外的世界疑团重重</h3><h3>在空气里,在无形里</h3><h3>佛经说,我们的世界,每过一小劫的时间</h3><h3>即有小三灾发生</h3><h3>三灾八难中疫疠属小三灾</h3><h3>这个小字,写出了封城和隔离</h3><h3>写出了血</h3><h3><br></h3><h3>灵魂出窍也躲不过悲天悯人</h3><h3>苦难让我们觉醒:</h3><h3>素朴和高贵</h3><h3>成全和敬畏</h3><h3>道德和良心</h3><h3>也许是疫苗的最佳非生物配方</h3><h3>不知道需要多久</h3><h3>才能生产出一个批次</h3><h3><br></h3><h1> 隔离,其实隔离的是诗人观察社会的眼睛。我相信这个年代不缺少诗歌圣徒。但写作者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条件深入疫区第一现场,在大后方不管是摇旗呐喊还是悲伤哭泣都显得空洞无力,写作,便成了有相当难度的无米之炊。但是罗广才还是能从偶尔窥见的进出小区需登记的常见细节入手,写出了疫情期间普通民众的生存处境,并笔锋陡转,对“素朴和高贵、成全和敬畏、道德和良心”等已是社会稀缺的品质进行讴歌与呼唤。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写疫情,并不仅仅局限于疫情,“我们的世界,每过一小劫的时间,即有小三灾发生”,而是立足于更大的视角和更长的时间跨度去解读灾难,思考灾难的根源,并力求寻找解救之道:我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对世事的悲悯上升到对人类命运的反思。</h1><h3></h3><h1> 诗人的另外一些作品,也往往能从细节入手,有全新的发现和更深层次的表达。如果说五年前的《纪念》体现了作者对事件介入的能力,藉此找到写作者应该为时代发声的责任和担当,明确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大方向,诗人最近的写作则在技艺上有了质的飞跃,反映了诗人在明确写作意义后,于技法突破、精神内核抵达的新成绩,也给灾难文学的何去何从提供了新思路。</h1><h3></h3><h1> 通读诗人的作品,我觉得有三重难得。</h1><h3></h3><h1> 一,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一个写作者短期内刻苦努力,相对容易,但中年之后,写作风格已趋稳定,抛弃对以往经验的依赖,并不仅仅是要有足够的决心这么简单。他需要不断地克服惰性,面对未知的风险。——风格的改变并一定是奏效的,它有多大程度地具有先进性并得到读者认可?</h1><h3></h3><h1> 诗人有三十年余年的写作经验,但他深感痛悟地说,综观他的写作历史,可能前二十年的作品都是要丢掉的。有多少写作者敢于否定自己二十年的努力和心血?但优秀诗人不断进步的秘诀在于:他能发现哪种写作是更有效的。这样,他才不会在无用的功上做太多消耗,才能够与昨日之我切割,进行自我补救,以图新生。</h1><h3></h3><h1> 二,保持一个写作者应该有的警醒。写作者需要有对事件的敏感度,这是每个人都认可的。可是,我们看近期的疫情作品,几乎每一个事件报道出来,都会有不计其数针对该事件的作品。敏则敏矣,却缺少了一点质的东西,好像文化快餐,能打发时间,但不耐饥饿。罗广才也有针对相应事件的介入,但他的诗基本上都经过了二稿、三稿甚至反复的推敲、打磨。这种认真和不急于定稿的态度让他在重大的事件面前,不仅仅是泛泛而谈,而有了能够揭露事物本质,思想上有相应纵深的可能。诗人需要有切入时事的能力,但不能成为事件的跟风者或附庸品,他应该能在社会整体情绪波动不定之际保持清醒,于群体性情感中找到自己的独特发现,并拥有对灾难追根溯源般的思辨能力。能下笔,也要慎于下笔;敢介入,但也要不急于介入。在大的灾难面前,写作者更应该冷静克制,不跟风,不盲从,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独立。只有这样,我们对事件的认识才能更客观,更具体,更全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警觉,诗人于疫情期间创作的十二首诗歌作品才篇篇视角独到新颖,分寸拿捏妥贴恰当。</h1><h3></h3><h1> 三,不断锤炼的写作技艺。对于诗歌,任何一种技法都是纸上谈兵,任何一种创新都是盲人摸象。作为一个编辑,诗人长期置身于诗歌现场,接触大量的优秀作品,但对于写作者来说,过度的阅读并不一定是好事,如果没有独特稳定的风格,可能会不自觉地受当下流行的写作套路影响。可贵的是,诗人不但对自己的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亦不断地总结经验,锤炼写作技艺,寻找突破点。同样是写灾难,相对于五年前的《纪念》,诗人最近的作品,那种自动化的事件或情感罗列基本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凝练传神的表达,文字更简约,意象更鲜明,诗眼更精准,思维更开阔。一首诗下来,几无赘笔。《突如其来的生,戛然而止的死,如潮汐》应该是他反映疫情的第一篇,虽然亦铺排了四组意象,“那些报警的闪电会托生成彩虹/那些跑调的曲子最终成为哀乐/那些采蜜的人将成为一道光/那些装虎的人被打回猫的原型”,但感情是充盈的,饱满的,在赞美与讽刺中递近,最终升华为“突发的疫情之潮水退后,谁在裸奔,会看得一清二楚”的终极批判。并且,这种他惯用的手法,除此诗之外,再无踪影。很多人写诗,年龄越大文字越油滑,因为因循守旧容易,锐意创新难。保持风格容易,突破改变难。但我从罗广才老师身上看到了不断探索的精神,永不满足的朝气。对文字的虔诚之心和圣徒般的自律让他不断地去改变,去思考,去发现。</h1><h3></h3><h3><br></h3><h1> 对自已近乎苛刻般的要求和不满足既往的写作经验,也是我对读他五年前的作品感到惊喜的原因。写作者依赖于现实事件,但优秀的作品必须能脱离当时的语境和社会集体情绪,拥有更强的生命力。而诗人,只有明白文字非生即死的道理,不断地在绝地反击中实战,才有机会化茧成蝶,进入更大可能。</h1><h3></h3><h3><br></h3> <h1>  行顺,本名邢卫兵,80后,生于豫长于粤,现居广州。著有诗集《笼中兽》。</h1><h3></h3><h1><b>诗观:用肉体的困守完成精神的远征。</b></h1><h3></h3>